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出来，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带到最需要的地方，交给最需要的人，它才算有了生命，真正活了
科研人的宿命在探索、乐趣也在探索。去了那么多地方，遇到的难题数不过来，但每一个难题，都倒逼我们突破技术边界，打开新的应用疆域
今年，我83岁了。按理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该歇歇了，怎么还往一线跑？
答案很简单，忘记年龄，事业总年轻。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，也是农民的孩子，一辈子都献给了菌草事业。只要还走得动，这双脚就要踩在泥土里。时代这么好，我没有理由停下。
许多人知道我，是通过电视剧《山海情》里的凌教授。有人问，真有那么难吗？我说，戏里演的苦，我们都吃过；戏里没演的，我们也吃过。可那份苦和群众得到的甜相比，微不足道。
一直在路上，因为始终记得那份甜，记得为什么而出发。搞科研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就是要解决老百姓心头最急最难的事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咱们国家贫困人口有2.5亿。从国外引进的椴木栽培食用菌技术，虽能增收，可那是“拆东墙补西墙”，为了种菇，山上的树都要砍光了。看着青山变秃岭，我实在难受。
不用木头，用没人要的芒萁、五节芒等野草代替行不行？敢想，更要敢干。思路冒出来，我豁出去借了5万块钱——搁当时，那是我年工资的100倍——搭起个简陋实验室，没日没夜地琢磨“以草代木”栽培食药用菌。现在回看，胆子真大。好在，1000多天后，首株用野草栽培的香菇破土而出，那一刻的兴奋无以言表。我知道，成了！这一路，后怕过，但绝没有后悔过。
有了技术，该往哪走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嘱咐我，“你不要走个人发财的路”“菌草技术用于扶贫，为社会发展作贡献，这才是你生命真正的价值”。他还亲笔题词，“发展菌草业，造福全人类”。看，这就是咱中国人的胸襟和仁义，立己达人，自己虽创业维艰，心里装的却是全人类的饭碗。这10个字，从此成为我一生不变的宗旨。
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出来，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带到最需要的地方，交给最需要的人，它才算有了生命，真正活了。去福建的水土流失地，栽下菌草后，当年地表径流就大大减少；到“苦瘠甲天下”的宁夏西海固地区，村民50平方米菇房的收入，竟超过27亩小麦；在黄河阿拉善段，菌草使入黄泥沙减少90.9%……哪穷、哪苦、哪生态不好，我就去到哪，把菌草种到哪。截至去年6月，菌草技术已在全国606个县和海外推广，菌草种植面积超过600万亩，创造生态价值超700亿元。
“造福全人类”，这个宏伟目标我也始终没有忘记。感谢开放的时代，尤其乘着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东风，一株株菌草有机会漂洋过海，在许多国家落地生根。可帮别人也没有那么容易，从斐济到南非，从卢旺达到肯尼亚，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新的“扶贫战场”。有的地方条件之艰苦真的难以想象，许多人过着部落生活，把树叶当衣服穿，吃饭也保障不了一日三餐。
越困难，越体现帮助的意义，也越需要我们的支持。大家因地制宜，把技术简化再简化，让不识字的村民也能一看就懂、一学就会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，菌草产业辐射了10个省，并已成为东高地省第二大支柱产业；在卢旺达，50多家菌草菇合作社带动3万多人就业，收入翻一番。提到菌草，他们都会竖大拇指，说这是中国来的“致富草”“幸福草”。
自1998年踏上援外之路，使命让我停不下来，自豪也让我舍不得停下。有当地民众穿上节日盛装，把中国国旗升得比本国国旗还高；有一名部长，直接把女儿名字改为“菌草”，还特地登报公布。这是荣誉，更是责任。每次出国，我都叮嘱团队，咱们身上背着国旗，脸上贴着国旗，心中也要时刻想着祖国。身处异国他乡，你我就是中国。越是落后的地方，越要迎难而上，才对得起国家赋予的使命，对得起当地无数渴望摆脱贫困的百姓的殷殷期盼。
科研人的宿命在探索、乐趣也在探索。去了那么多地方，遇到的难题数不过来，但每一个难题，都倒逼我们突破技术边界，打开新的应用疆域。当年“以草代木”只是开始，如今，菌草“越长越大”，技术应用已拓展到生态治理、生物质能源与生物基材料多个领域；选育的巨菌草、绿洲1号等优良草种，在生产纸浆、纺织面料与燃料方面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。科研没有完成时。耄耋之年，初心依旧滚烫。活着一天，就要带着一株株菌草向光而行。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菌草技术是“中国特有技术”。这是莫大的肯定和鼓舞。我常说，自己就是一介“草民”，是国家培养了我，时代成就了我。如果没有生在中国，我不会去做菌草研究；如果不是社会主义中国，这项技术可能也不会用于扶贫与公益事业，更谈不上绿遍天涯。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。”只要山河还要治理，只要地球还有贫困，我就会一直在路上，继续书写“发展菌草业，造福全人类”的大文章。这是我的幸运，我的本分，也是我高兴做的事。
（作者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、菌草技术发明人，人民日报记者焦思雨采访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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